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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文博 韩晗:双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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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文博 韩晗:双向启蒙:论现代印刷技术与中
作者:直营现金官网    发布时间:2021-04-07 08:10    点击次数:次   

  近十余年来,以侦探、冶游、市井生活以及科幻等为主要题材、包含散文、小说、新闻轶事、竹枝词乃至广告等不同体裁,涵盖图像、照片等多种表现媒介的中国近代市民文学构成了和海内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它综合地反映了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历史地看,这既是对中国传统话本文学、章回小说的精神赓续,也是因全球化知识交流而形成的新兴文化形态。

  研究近代市民文学的角度各式各样,但我们无法忽视近代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这是完全有别于先前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特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小说,莫不是通过以语言为载体的口耳相传、“场上案头”的二元舞台艺术或传统的书籍刊印而广为人知并代代流传。而近代市民文学,则是凭借现代印刷技术向都市中的人群传播,构建了文化科技融合为文化产业并服务于启蒙实践的一个范型,在客观上反映了产业革命与技术转移对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此,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彼此促进,形成了“双向启蒙”的互动关系。

  本论所言“市民文学”这一概念,是基于马克思“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1]这一经典论断而提出的。习同志曾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而城镇化首要任务是促常住人口市民化。城镇化与市民化的目的是现代化,这也是实现启蒙的重要路径。[3]因此,“市民文学”并非一种既定的文学题材与体裁,它的创作主体与主要受众是中国社会的新兴阶层——市民,当中还包括相当一大部分为了生计而卖文的无名作者。[4]它综合地反映了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即市民性。【注释1】其内涵并非由题材或是体裁限定,而是包括一种具有启蒙意识的文学观念(litteratura),其传播形式则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化产品所体现。

  放眼早期全球化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人类的新旧文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以市民文学为先导。[5]若立足技术对文化的影响研判,现代印刷技术降低了出版物的成本,扩大了受众群体,催生了现代出版业,而市民文学在扩大受众群体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两者殊途而同归,共同孕育了文化产业的发生,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全球化流动与商品化交换。

  目前学界对技术、文化与启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多围绕技术所营造出的现代媒介与公共空间这一层面进行论述,如技术如何塑造公众舆论(Clay Shirky,2011)、打破信息控制(Karine Barzilai Nahon,2008),推动观念解域化传播(能向群,2006)与营造虚拟公共空间(高春东等,2019)等等。但上述研究却多半强调技术的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启蒙的意义。而近代中国自有其特殊之处,技术、观念的更新与文化产业的出现几乎同时,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三者之间关系调理复杂而又彼此干预,因此应将其放置在一个总体研究的框架下予以讨论。

  藉此,就以近代市民文学与现代印刷技术的共同启蒙性为研究视角的成果而言,目前学界所见成果不多。据笔者统计,仅有姜荣刚的《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陈钢的《印刷术在晚清的剧变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出版》,2010年第16期)、雷启立的《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与文化生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吴燕的《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江海学刊》,2004年1期)以及郭浩帆的《晚清印刷技术的提高及其对小说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等篇什有所涉及,但就研究视角而言,仍基本停留在对“小说”这一专门文学体裁及其所型塑的社会公共空间。此外,Christopher A. Reed(芮哲非)的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UBC Press,2011)与Victor H. Mair主编的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从印刷文化的角度,诠释了晚清以来文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吕文翠的《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1849-1908)》(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9年)则从市民的角度阐释了文学的启蒙性。

  本论拟以文化产业相关理论为研究工具,结合文化产业的结构要素与知识及技术的跨国转移等知识为背景,从如下三个角度来论说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在启蒙实践中的作用:首先,现代印刷技术如何催生了近代市民文学?其次,现代印刷技术的启蒙性如何体现?最后,现代印刷技术究竟与近代市民文学产生了何样的“双向启蒙”意义?

  活字印刷与古登堡转轴印刷法是中华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分别贡献给世界的文化遗产。但本文所论之“现代印刷技术”则特指工业革命以来,自西方传播入华的印刷技术,因此与前两种印刷技术关系不大。现代印刷技术的基础是现代科学技术,即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工具、新方法与新技术,而非依赖于人工苦力。

  现代印刷技术出现的标志说法不一,但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标准就是解放人力。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印刷技术经历了一个持续改良的过程。1620年前后,荷兰人W.J.布劳在古登堡印刷机的压杠上装配平衡重锤,大大节约人力物力,改良了古登堡印刷术,称为荷兰印刷架,1798年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发明了石印技术。18世纪末,瓦特(James Watt)改良了蒸汽机并将人类带入到了蒸汽时代。1822年,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印刷厂首先在印刷机上采用蒸汽机动力。这为批量、规模化的大型印刷提供了条件。1846年,美国R.M.霍伊公司研制并投产乐轮转式印版与圆筒式印刷机,它促使当时欧美的印刷技术飞跃式发展。

  因为同处于全球化时代,近代中国的印刷技术与世界一直保持同步。早在1830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hurst)就曾在广州、澳门等地办印刷所,将代表现代印刷技术的石印技术从欧洲、美国及日本通过通商口岸来到中国,再通过洋务派、买办、民族资本家或外国商人、传教士开设的现代印刷厂向上海、汉口、南京、广州与香港等地普及传播。当中,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姜别利(William Gamble)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主持的宁波“美华书房”贡献尤为卓著,他发明了用电镀法制造汉字铅活字铜模,制造出了1至7号大小的七种宋体铅字,世称“美华字”,被沿用至二十世纪中叶。1872年,英国人美查(F. Major)在上海办《申报》及“申昌书局”推广石印技术,使得中国现代印刷技术在总体上有较大提升。[6]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宁波商人开办的“拜石山房”与广东商人徐润复的“同文书局”相继引入石印技术,“此地(广州)在外(国)人经营下的印刷所已引起华人的爱慕,我们听说他们也办了一个印刷所,与之竞争”、“以往四年以来,此间一家石印书局营业十分兴隆”,而且“上海现有石印书局四五家,用蒸汽机石印法已印成中国著作数百种,其所印的书行销全国。”【注释2】至此,转移入华的现代印刷技术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开花结果。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印刷技术较为发达,而市民基础最深厚的上海及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成为了现代印刷技术在中国发展的桥头堡。据统计,当时已有十九种凸版、平版与凹版的印刷技术,其中十三种率先在上海使用,又有七种归于商务印书馆,而在二十一种印刷机和印刷机械中,有十五种率先在上海使用,十六种现代印刷形式,商务印书馆一家就独占六席,[7]这充分说明了,现代印刷技术早期对华转移以城市为中心,与市民文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市民文学商品化。1884年,《申报》旗下的《点石斋画报》创刊,首创“画报”这一新兴形式,刊登了如热气球上天、摩天大楼等市民喜闻乐见的图画与文字,尔后,《时务报》在1896年开始刊载《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记伛者复仇事》等国外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在沪上乃至南京、汉口、广州的市民间广为流传,这是近代市民文学商品化之肇始。

  在此之后,以《新小说》(1902年)、《绣像小说》(1903年)、《月月小说》(1906年)、与《小说林》(1904年)为代表的小说杂志以及与北京的《启蒙画报》(1902年)与《开通画报》(1906年)、广州的《时事画报》(1905年)、上海的《东方杂志》(1904年)、《世界日报》(1908年)和《图画日报》(1909年)等画报相继创刊,初步形成了以市民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业态。上述作为文化生产者的近代出版企业推出了为数不少的市民文学佳作,当中既包括以《新中国》、《空中战争未来记》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以《华生包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以及《海上花列传》以为代表的艳情小说,如吴趼人、李伯元、韩邦庆等“落第举子”都凭借市民文学创作而成为沪上文化名家。

  技术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多业态并举,因此现代印刷技术推动市民文学商品化显然非止书报出版一端,在内容上还包括以《沪上商业市井词》、《申江百咏》为代表的洋场竹枝词、以《申报》广告为代表的各种广告、“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的海派京剧以及走向“甲寅中兴”的文明新戏等等,此外甚至还包括各类商品化的线描插图、钢版画、月份牌乃至早期摄影作品等图像等,它们以图史互动的形式见证了现代印刷技术如何推动市民文学商品化。

  曹聚仁认为,“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8]尽管不能说现代印刷技术是近代市民文学发生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比较来看,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法国,巴黎一地就拥有20余家报社与出版社,每年印刷图书多达近2万册,当中绝大多数都与市民题材相关,书店与租书店遍布法国各大城市,这为革命的到来做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准备,支撑这一庞大文化业态的是遍布巴黎各大街小巷的300余家印刷厂,[9]这显然是推动市民文学商品化背后不可忽视的技术力量。

  若论现代印刷技术的启蒙意义,则无以僭越“启蒙”二字的内涵。康德认为,启蒙的意义,是促使一个阶层或是整个人类社会“脱离不成熟的状态”,[10]这一说法广为学界所认同。由此可知,启蒙的主体可以是少数人,但客体则是社会的大多数。

  在晚清之前的古代中国,虽然有当时领先世界的印刷技术,且有坊刻、官刻与私刻三种出版方式,但印刷品依然是文人唱酬、官府行文、刻印经书的稀有品种。就中国乡村的广大家庭而言,最多的印刷品无非是黄历、医书、占卜之类的读本,少数富裕的家庭拥有孩童启蒙读物。因此,古代的印刷技术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手段,但与现代印刷技术相比,却在传播手段上略逊一筹。当然这一问题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在印刷“摇篮本”的古登堡印刷术特别是荷兰印刷架问世前,手抄本·图书在欧洲也是贵族专享的奢侈品,而且多半集中在君权与神权的掌握者手中。

  与任何科学技术一样,技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承担任何意识形体职能。因此现代印刷技术本身并非天然地具备启蒙属性,其启蒙性要靠被印刷的内容所赋予,而这正是“双向启蒙”的含义所在,即陆费逵所言“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11]

  现代印刷技术改良了文化的生产,对其效率与质量均有提升,综合地降低了对于人力的耗费,客观上平抑了文化产品的价格,带动了图书出售、租赁产业的兴起,使得现代印刷技术与市民文学共同形成了包括生产、消费与分配的完整文化产业链,从而将文化权力下放给了大众。

  在晚清之前的嘉庆年间的长三角地区(该地当时并没有一家公共图书馆),最普通的一本书竟然要价七百五十文钱——而且这是最便宜的书之一,[12]可这仍是当时当地一石米(约合60千克)的价格。[13]毫无疑问,当时只有相当少数的书香门第的子弟才有机会读到全套的《二十四史》与四书五经等大部头经典著述。但是,就在嘉庆之后不足一百年的光绪年间,《上海新报》的每份销售价格是铜钱三十文,而《申报》新创时的零售价格每份仅售铜钱八文,价格仅为嘉庆年间一本书的百分之一左右。[14]

  不只报纸如此,相对于康乾时代而言,清季民初的书价也几乎跌了大半。在1900年代,绝大部分小说如《美人烟草》、《香粉狱》等等,均每册低于银洋3角,如果算上货币贬值率,这只相当于康乾年间书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现代印刷技术使得图书成为了更容易保管、存放与流通的文化商品,像早期维多利亚时代一样,新兴的图书租赁行业在沪上悄然兴起:

  新小说有租阅的地方。租价是很便宜,只取得十成之一。听说是一个某志士创办的,这某志士开办这个贳阅社,专为输灌新知、节省浮费起见。……这招牌儿叫着‘小说贳阅社’,就开在英界白克路祥康里七百九十八号。他的章程很是便利,你要瞧什么书,只要从邮政局里寄一封信去,把地址开写明白,他就会照你所开的地方,立刻派社员递送过来听你拣选,以一礼拜为期。到了一礼拜,他自有人前来收的。你只要花一成的贳费,瞧一块钱的书只要花掉一角钱就够了,又不要你奔波跋涉,你想便利不便利?我们号里已贳阅了四五年了,好在这小说贳阅社里各种小说都全。今日新出版的,不到明日他已有了。[15]

  市民文学因其通俗易懂大大地降低了阅读的门槛,而现代印刷技术又平抑了图书的价格。这使得大量市民成为了报刊图书消费的主体。从文化产业相关理论来看,现代印刷技术与市民文学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生产、消费环节且相对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模型。【注释3】在这个模型当中,现代印刷技术自然扮演着平抑价格、创新产品、活跃市场的重要的角色。它促使更多的人通过阅读纸质印刷品来获得知识、增长见识或进行工作之外的消遣。市民文学与现代印刷技术形成了早期的文化科技融合,技术被文化赋能,从而将文化权力下放到了普罗大众。

  启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促使文化权力下放,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欧洲启蒙运动如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如是,近代中国也如是。文化权力当然不会自动下放,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依靠文化产业的力量,即将文化商品化,依靠自由市场经济的形式进行交易,从而实现文化权力的流动、转移与下放。而现代印刷技术正是促使近代市民文学“生产-消费”这一商品化机制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1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条与启蒙相关的中国现代化路径,一条是中国乡村城镇化的路径。在1840年至1912年的72年间,以公共租界中区为中心的上海城区面积扩大了4.5倍,而以沿江租界区为中心的武汉城区面积扩大了7倍;第二条是中国居民市民化的路径,同样在在1840年至1912年的72年间,上海市民人数翻了12.5倍,武汉则翻了10倍;【注释4】第三条是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路径,即现代印刷技术与新兴思想的广泛传播,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产业,大量的市民成为文化的消费者与创作者,这三条路径彼此交错,相互影响。

  上述道路一方面逐步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体系与宗族社会制度,将当时人类文明最先进的部分带到了中国,另一方面,它在中国“移植”了西方的城市及其管理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城市文明,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市民文学的出现。在这个宏观的格局下,现代印刷技术在当中扮演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它借助市民文学的传播,以技术介入的形式参与推进乡村城镇化、居民市民化与文化产业化进程,从而耦合了现代化路径,以实现其启蒙价值。

  中国近代的早期市民化所面对的是大量进城农民、手工业者等“引车卖浆之流”,当中多半是半文盲甚至文盲。因此中国近代市民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市民文学一样,绝无可能是阳春白雪、诘屈聱牙的奥义之书,而只能是最为通俗的下里巴人之文,甚至要依赖于图像等更为直观的载体传播。因此,市民文学当中既有品格稍微较高的谴责、公案小说,或传播现代生活方式的古体诗与竹枝词,也有格调不那么高的侦探、科幻、艳情文学作品,甚至包括一些插画、图片等等。总体来说,它们在内容、形式上都是对传统纲常的消解,大部分都在倡导人性、弘扬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在客观上构成了启蒙的作用。[16]

  现代印刷技术的日渐发展,助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枝繁叶茂。譬如出版商们开始不断寻找“妙趣横生”的作品,“于是乎秘术横生,(书商)以青年幸进之心为钩钓读者之饵……极力探求读者的欢心……这可见我国编辑者之堕落心罢了。”[17]当然我们无需以精英主义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来置喙市民文学逐利的一面,而更应关注现代印刷技术如何将文化权力下放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的市民文学,虽由现代印刷技术催生,更由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市民主导,这是其走向商品化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数以万计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居民成为了以市民文学为内涵的现代文化产业“赞助人”(勒菲弗尔语),这些城市居民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受过教育但却生活贫困的人群,譬如自由手工业者、低级职员以及庞大的工人阶级——这当中曾有一部分是由因饥荒、战乱与匪祸而不得不进城寻求生计的农民“城市化”改造而来。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有一定的阅读能力,而且对都市新派生活方式充满了向往,之于他们而言,城市中的一切充满未知新生事物都足以使人感到新鲜,而反映“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市民文学,恰可以让他们更快地了解城市规则并适应城市生活,这当然是启蒙的一种路径。

  具体而言,交际舞、大剧院、公交车、银行、自来水、医院、商场、公寓……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因为全球化运动而统统地陈列到了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眼前。如何使用?如何应对?又如何适应?这无一不是摆在晚清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之于当时进入到城市里的农民(包括乡村知识分子与手工业者)来说,更是急切地需要有效地解决。如何让以农民为大多数主体的居民成为市民——即让早期中国城市中的居住者能够迅速地适应城市的现代生活(包括法治秩序、社会公德、交往方式等等)。这是时代赋予给现代印刷技术的重任,也是现代印刷技术在近代中国所承担的启蒙任务。

  举例来说,在近代市民文学中,“洋场竹枝词”是一个新形态,它主要反映开埠之后上海的生活景观,是当时《申报》、《上海新报》较为热衷刊登的文学作品。顾炳权编选《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时,当中就有59种来自于清季民初沪上的各大报刊。竹枝词对于市民生活现代化的描述可谓穷尽笔墨,譬如有四首洋场竹枝词这样写道:

  上下车中一刹那,每闻卖票打招呼。大家须要当心点,只为人丛胠箧多。【注释5】

  上述四首竹枝词以近似西洋镜的笔触分别描述了自来水、供电、电报乃至交通安全等“都市风景线”。事实上,竹枝词并非只是浮光掠影的都市猎奇之作,它甚至也包括“欲使洋场车马行,河渠沟浍悉填平。旧时风景全消灭,空剩桥名未变更”[18]这样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者说。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市民生活,不单出现在竹枝词里,在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冶游小说中,更是屡见不鲜。以竹枝词为代表的近代市民文学,凭借现代印刷技术而流传并畅行沪上,传播于新兴市民阶层当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双向启蒙,是本文所重点论述的核心话题。所谓“双向”,即指一种交互性(interactivity)关系,现代印刷技术在实践启蒙的同时,也引导市民文学参与启蒙实践;同样,市民文学在实践社会启蒙这一历史重任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现代印刷技术的启蒙功能。本研究将从如下两个层面论述此问题。

  现代印刷技术作为启蒙的动力之一,它可以有效地提升市民文学的启蒙作用,从而使得市民文学有着更广的传播空间与更多的接受群体,从这个层面上看,现代印刷技术是市民文学推动启蒙的重要催化剂。

  现代印刷技术转移入华要早于近代市民文学的在华发生。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印刷技术已经初步进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反映人类社会文明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如造船、航海、医学、矿冶等)教科书、工具书的相继译介印刷,并以批量的形式供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学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使用。当时这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现代印刷技术的启蒙功能。

  市民文学实践启蒙,必须要通过一种社会媒介来实现,这就是现代印刷技术。而实践启蒙的文化因素显然不止市民文学一种,现代印刷技术亦不为市民文学发生而生。但近代市民文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走向商品化,我们必须要正视现代印刷技术的作用。因为在近代中国,现代印刷技术是最重要的观念传播技术。[19]简而言之,现代印刷技术为市民文学提供了实践启蒙的重要催化剂。

  市民文学要更好地实践启蒙,现代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是重要因素。从科学史的视野来看,技术在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当中所起的催化意义,也是技术体现启蒙特征的重要面向。【注释6】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启蒙实践的重要主体,市民文学是梁启超以小说“开民智”的具体实践与发扬,它在实践启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印刷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学者韩琦与王扬宗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石印术于1832年传入中国,但到1880年以后才得到普及,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推广?”[20]我认为,这里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石印术传播入华的1832年,其时文化产业并未在华发生,石印术只是用于传教士刻印《圣经》以及其他教会文献等用途,未与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其技术革新之缓慢、推广普及步履维艰。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在华外侨移植入华、中国人自己推动的中国文化产业逐渐发生、发展,促进了文化与科技在近代中国的初步融合,并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革新与推广普及。

  从文化生产、技术革新与市场需求的三重视角来看,文化生产的繁荣会带动相关技术的革新,因此现代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身亦有市场诉求的层面。人类每一次文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化商品化所推动的结果,在文化产业之前的文化交易与文化市场阶段,这一问题亦有出现,【注释7】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21]

  文化产业理论认为,市场需求会促进文化与科技纵深融合,而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则会推动技术呈现出一个逐渐上行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文化产业体系当中,资本流动对技术发展所产生的驱动效应。[22]因此,当市民文学影响愈大时,其市场规模就愈庞大,与此同时印刷技术则亦越发达。这与时下网络文学的市场越庞大,而网络阅读平台的技术就越先进如出一辙。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一直发展迅速,业态不断创新,而与之相关的技术也获得了新的突破。如果宏观来看,除了现代印刷技术之外,录音技术、摄影技术、灯光技术等等也都因为西学东渐的技术转移而在中国获得了迭代革新。这个过程当中,现代印刷技术发展最快,也最具有代表性。在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期,现代印刷技术在中国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1920年代中国的印刷技术与规模在亚洲曾首屈一指。以上海为中心,以北平、汉口、南京、重庆等地相互呼应的印刷工厂形成了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现代印刷工业体系,成为了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支柱之一,而这恰是因文化产业的技术需求而推动的。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近代中国的现代印刷技术到达了一定高度,但与之同时的现代造纸技术却未跟上。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造纸技术的现代化并未与印刷技术相适应,造浆工艺相当落后,仍主要依赖于江西铅山、安徽宣城与四川绵竹等老产地用传统技术生产出的纸张(如宣纸、毛边纸或黄麻纸),并非完全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生产出符合现代印刷技术需求的专业用纸。[23]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破损较重的图书竟然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民国初年的文献竟然已百分之百破损。[24]因此,当我们考量现代印刷技术的意义时,亦不应忽视同时代其他文化生产技术当中的短板。

  宏观来看,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双向启蒙”,这是技术与文化的一场重奏。在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历史上,技术与文化关系一向交织复杂,而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这一双向启蒙的进程却是依托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的结果,启蒙实践之于现代印刷技术与近代市民文学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意义。从逻辑上看,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互动紧密的三角关系。

  不言而喻,启蒙实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正如尤金·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25]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应如何审理不同时期且更为广义的印刷技术与市民文学之于漫长启蒙进程的作用,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学术课题。

  [1] [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2] 习: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02-24(01)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220.

  [6] 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0-125

  [7] [美]芮哲非.印刷与出版史能为中国学研究增添什么?[A].王荣华.多元视野下的中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61-72.

  [10] [德]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A].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2.

  [11] 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M].北京:中华书局,2002:73.

  [12] 袁逸:清代书籍价格考——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三(上)[J].编辑之友,1993(4):73.

  [14]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106.

  [16] 付建舟,黄念然,刘再华.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272-273.

  [17] 郭沫若.致《文学》编辑的一封信.[A].贾植芳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613-614.

  [18] 叶仲钧编.上海鳞爪竹枝词[A].顾炳权编.洋场竹枝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295.

  [20] 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M]. 洪荣华编.装订源流和补遗[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360.

  [24] 江河.国图民国文献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J].北京档案,2005(5):10-11.

  [25][德]尤金·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赵千帆译[A].高建平,丁国旗主编.西方文论经典·第6卷·后现代与文化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2014:11.

  【注释1】茅盾认为,“真正的市民文学为市民阶级的无名作者所创作,代表了市民的思想意识,并且为市民阶级所享用欣赏,其文字是‘语体’,其形式是全新的、创造的”(同参考文件[4],第844页)。而这恰反映了近代市民文学的一个总体特征。

  【注释2】以上三则史料引自于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注释4】相关数据来自于忻平《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述。

  【注释5】上述四首诗作者已不可考,均为《上海鳞爪竹枝词》(叶仲钧编)所收录,分别转引于顾炳权所编选的《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的第178、190、200、 295 页。

  【注释7】如唐代以降,抄本兴盛之后,刻本随之应运而生,便是一例。此外,中世纪后期,欧洲插图手抄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蔚为大观,尤其以卡洛林王朝为大宗,现存抄本多达 9000 册,不久之后古登堡印刷术问世。

  引用格式:韩晗.双向启蒙:论现代印刷技术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学——以文化产业为视角[J].编辑之友,2021(03):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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